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“博物馆：联结世界的桥梁”主题的引领下，继憨态可掬的陶猪之后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林博物院（博览园）《陶韵万象・古兽寻踪》系列推文再度上新。本期主角，是古人朝夕相伴的忠诚挚友，也是古陶器物里鲜活灵动的经典形象——陶狗。将以馆藏陶狗文物为纽带，溯源人与家犬相伴千年的深厚渊源，跨越时光搭建古今文明对话的桥梁，细细探寻中华农耕文明与传统畜牧文化中，忠诚相守、温情相伴的人文底蕴。

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，华夏大地的犬类驯化史可追溯至距今约10000年前。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到长江流域的远古村落，先民与犬类结下的不解之缘，早已镌刻进文明的基因。作为“六畜”之一，家犬不仅是狩猎、护卫的得力助手，更是农耕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；随着文明的传播，犬的饲养技术与文化符号亦沿迁徙之路、贸易之途远播四方，成为跨越地域的文明纽带，见证着不同族群的交流与融合。

穿越千年风霜，一批造型灵动、神态各异的陶狗文物静静陈列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林博物院（博览园）中。它们没有华丽的纹饰，却在匠人指尖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：或昂首吠叫，或伏地休憩，或侧耳倾听，每一个姿态都复刻着古人与犬相伴的日常瞬间。这些质朴可爱的陶狗，不仅是千年前社会生活的生动剪影，更承载着先民对守护与吉祥的美好期盼，默默诉说着跨越时空的温情故事。

汉代陶狗：泥质灰陶材质，长18厘米，高8厘米，重0.519千克，通体素朴无釉，胎土色泽温润。呈静立姿态，头部微垂，四肢沉稳着地，尾巴向后舒展，整体轮廓洗练概括，不事雕琢却形神兼备，尽显汉代民间陶塑的朴拙之美。

汉代陶狗：泥质灰陶材质，长18厘米，高9厘米，重0.432千克，呈伏卧休憩姿态，双耳竖起，嘴部微合，尾巴轻扬，四肢收于腹下，整体造型凝练质朴，尽显汉代陶塑“重意传神”的艺术精髓。

汉代陶狗：泥质灰陶材质，长12厘米，高4厘米，重0.232千克，呈伏卧休憩之态，双耳垂贴，双目以红彩点染，前爪前伸、躯体伏贴于地，整体造型凝练传神，尽显陶塑“写实为主”的风格。

在中华传统文化里，狗的形象早已超越“家畜”范畴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：“犬”字见于各类文献，见证着它与人类生活的紧密关联——古代狩猎时，狗凭借敏锐的嗅觉与听觉追踪、围捕猎物，甲骨文中的“逐”字便以狗追兔的形象记载这一场景，是古人提升狩猎效率的关键；进入农耕社会后，狗又承担起看家护院、驱赶野兽、守护牲畜的职责，成为家庭安全的第一道防线。商周时期，狗更是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中的重要角色：祭祀时，狗被称为“羹献”，《周礼》中还专门设有“犬人”一职，负责管理祭祀用的犬牲，以献给神灵与祖先、祈求护佑；古人认为狗阳气充沛、能驱邪，因此常用狗血、狗牲举行仪式，如“衅礼”便是以狗血涂抹器物，象征洁净避凶。即便到了后世，狗的作用仍未褪色：它们被训练为“警犬”，承担守卫城池、传递军情的任务，甚至在战场上参与警戒、追踪敌人；边境游牧民族更是依赖狗群守护牧场、预警外敌，《史记》中便有匈奴用犬群守卫营地的记载。从古至今，“忠诚”“守护”是它们永恒的标签，成为中国人推崇的美德象征。

汉代人视狗为忠诚的化身，它既是生前看家护院的伙伴，也是墓葬中守护亡魂、驱邪避凶的镇墓明器，寄托着古人对安宁与守护的朴素祈愿。在汉代社会，狗兼具实用与精神双重意义：作为家畜，它忠诚地看家护院；作为明器，它在墓葬中守护亡魂，以温驯忠诚的品性，承载着“事死如事生”与“镇墓辟邪”两大丧葬观念，以及古人对安宁守护的深切祈愿。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林博物院（博览园）收藏的陶狗文物，兼具实用价值、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。它们既直观展现了古代陶塑工艺的精湛水准与演变脉络，也为研究古代畜牧经济、社会生活及丧葬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。这些小巧灵动的陶塑以犬为媒介，串联起古今文明的情感纽带，让千年农耕与畜牧文化中“人与动物和谐共生”的智慧，在新时代依然焕发出温暖的光彩。